伯乐之眼

伯乐之眼
苏氏兄弟实力既高，还这样善于组团作弊，在考场上自然是气势如虹，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携手一路冲进了京师，声名如日中天。
嘉祐二年考进士的人本来很多，魏国公韩琦很诧异地问自己的宾客：“今年有二苏在此，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敢和他俩同场较量，是怎么一回事啊？”这话一传出去，结果有十之八九的考生被吓得没参加考试就离开了。还好剩下来的考生都是人中之杰，稍后我会揭晓那张星光闪耀的榜单。
到了八月中旬即将考试之前，苏辙恰巧生了场病，眼看来不及痊愈应试了。韩琦上奏仁宗说：“今年的进士考试人选之中，最有声望的就数苏轼、苏辙兄弟。听说苏辙突然生了急病，赶不上考试的时间。如果这么天才的两兄弟中有一人不能应试，天下人都会很失望，希望陛下将考试略为延后，等待苏辙病愈。”仁宗点头同意。韩琦每隔几天就派人去询问苏辙的病情，直等到他完全康复后才奏请朝廷正式安排进士考试，比往年要推迟了二十多天。
如果在今天的社会，你肯定觉得如果韩琦没有收苏家一大笔钱的话，怎么会如此卖力，然而事实是韩琦此时根本还没见过苏家兄弟，这种为国求贤不避嫌疑的君子古风确实令人钦慕。
嘉祐二年的礼部会试，题目是仁宗出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看到这考题也明白这位皇帝的庙号为什么是个“仁”字了。主考官欧阳修被一份试卷深深吸引，不但因为其文辞优美、说理透彻，而且居然用到了连博闻强记的自己都不知道的新鲜典故。话说当年帝尧的大法官皋陶审理一起案件，“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即皋陶连续三次判决囚犯死刑，尧却连续三次否决，赦免囚犯不死。这就是我国古代“疑罪从轻”的司法思想，人死不能复生，在存疑之案上宁可误纵有罪之人，也不可枉杀无辜之命。现代社会是“疑罪从无”的原则，更加文明进步了。这个故事将抽象的司法理念阐述得生动清晰，远胜过其他考生千言万语的纯理论阐述。欧阳修不禁拍案叫绝，转头问副考官梅尧臣：“这典故出处在哪里？”梅尧臣皱眉摇头：“我也不知。”
北宋为了防止唐朝投行卷的腐败风气重演，不但对试卷糊名，还为了防止考官认得熟悉的笔迹而统一派人誊写试卷。欧阳修看这篇文章的风格，很像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怕人家说自己徇私舞弊，不好意思取为第一，就将它列为第二名。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
等到苏轼来拜谢主考官的时候，欧阳修实在按捺不住好奇之心，问他那个“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苏轼笑嘻嘻地回答：“事在《后汉书·孔融传》。”欧阳修兴冲冲跑回去仔细翻阅了一遍，根本找不到。过了几天遇到苏轼，执着的欧阳修又穷究此事，苏轼说：“《孔融传》里写到曹操灭袁氏后，将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儿子曹丕。孔融嘲笑：‘当年周武王灭商纣后，将妲己赐给了周公。’饱读诗书的曹操很疑惑地问：‘此事何经所见？’孔融回答：‘下官以今日发生的事情来看，想当然而已。’学生文章里所写的尧和皋陶之事，也同样是想当然而已。”欧阳修大吃一惊，回去后对朋友评论：“苏子瞻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伯乐之眼，后来果不其然。甄宓乃是七步成诗、才高八斗的曹植的梦中情人，《洛神赋》的主角原型。
韩琦的苦心没有白费，苏辙也同科及第。兄弟俩回家向父亲报喜，苏洵百感交集地念了四句打油诗：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桃李师尊
请不要以为苏氏兄弟同科及第有多么令人称羡，当年在榜单中最吸引眼球的并不是他俩，而是曾巩、曾布、曾牟、曾阜四兄弟。看看这些兄弟兵团，你就能明白什么叫作“家学渊源”。唐宋八大家中最晚登台的三人苏轼、苏辙、曾巩碰巧在同一期参加考试，而且居然被欧阳修在糊名试卷中全部挑了出来，这是多么犀利的眼光。
更令人惊异的是，嘉祐二年进士榜里还有好几位在史书中闪闪发光的名字。张载，北宋大儒，世称“横渠先生”，他最有名的话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程颢，北宋大儒，他的老师是提倡“文以载道”、写出《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他的弟弟是制造了尊师重道成语“程门立雪”的另一位大儒“伊川先生”程颐，兄弟俩被称为“二程”。他俩有一位四传弟子叫朱熹，发展出“程朱理学”，响亮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礼教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从“五四运动”以来被视为旧社会糟粕的代表思想，鲁迅先生痛斥为“吃人”。吕惠卿，北宋政治家，后来官居宰相，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章惇（读音同“吨”），北宋政治家，后来也登阁拜相，王安石之后的新法领袖。
神一般的主考官欧阳修，将那个时代的青年才俊基本上一网收尽。而早在此之前，欧阳修对王安石、苏洵已经有奖掖提拔。《宋史·欧阳修传》里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唐宋一共“八大家”，宋朝占了其中六个席位，而全部出自欧阳修门下，“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缘悭一面
欧阳修对人才的慧眼赏识与喜爱是由衷的。他收到苏轼中进士后写来的致谢信，一读之下，爽快得出了一头大汗，转头对旁边的梅尧臣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典所在。
此时欧阳修五十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苏轼二十岁，好比八九点钟的太阳。众人听到年过半百的一代文宗如此评价一个毛头小伙子，刚开始都哗然不服气，但后来就不得不赞叹欧阳修的识人之能。欧阳修晚年时还对儿子欧阳棐说：“你记着我的预言，既然有了苏子瞻，三十年后世人都不会再提到我的文章了。”
但苏轼最崇拜的人，还不是欧阳修，而是文人的千古楷模范仲淹。早在他六岁读乡校时，有一位来自京师的士人拿着《庆历圣德诗》给乡校老师看。小苏轼好奇地询问诗中所称颂的都是些什么人，老师很不耐烦：“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苏轼不依不饶：“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吗？那我就不敢问了。如果和我一样也是人，为什么不可以知道他们呢？”先生很惊讶小孩子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就都告诉了他，并且说：“希文（范仲淹）、稚圭（韩琦）、彦国（富弼）、永叔（欧阳修），这四位是人中豪杰啊！”当时苏轼虽然没完全明白，但却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直到嘉祐二年，苏轼赴京应试时，范仲淹刚刚逝世。苏轼赶到范仲淹的墓地，读着墓碑上的碑文，流泪说道：“我仰慕您的为人已经有十五年了，而缘悭一面，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欧阳修赏识苏轼后，引荐他认识了韩琦和富弼，三位老前辈都给苏轼以国士的待遇，纷纷长叹道：“只恨你没来得及认识范文正公！”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苏轼分别认识了范仲淹的三个儿子，均是一见如故，范氏兄弟还将父亲的遗稿委托给苏轼作序。以上的故事，就是苏轼年过半百之后，在自己所作的《范文正公文集序》里的回忆。
欧阳修和梅尧臣是一生的好友，从年轻时一起在洛阳担任钱惟演的幕僚，到年老时一起在京师担任进士考官。两人曾一起重游洛阳赏牡丹，欧阳修作了一阕《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垂杨紫陌洛城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末尾“知与谁同”一句，抒发了对友谊的珍惜和对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但实际上，我们不但对于明年能和谁在一起无法把握，对于自己的生命更无法把握。也许人家明年还能来看花，但我自己却已不在了。《圣经·雅各书》里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虽令人不愉悦，却是冷冰冰的现实。欧阳修对于年华的老去无可奈何，还好目睹了自己的文学理念有苏轼为代表的后起之秀接班，也算欣慰吧。
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