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李策划

郑李策划 崇道CCCCCC
DDDDD 李瀍在即位之前就是忠实的道教信徒，与道士多有交往，且颇好修道之术，对道教鼓吹的长生不死之说深信不疑。在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就下诏将每年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老子的降生日定为降圣节。朝廷百官这一天休假一日，同时下令长安、洛阳两京及天下州县设斋行道作乐，除了紧急军情之外，将其设为常例
当年秋天，李瀍召敬宗李湛时期就颇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等81名道士入宫，在三殿修全箓道场，李瀍亲至三殿，在九天玄坛接受法箓，正式拜赵归真为师。当时右拾遗王哲上疏劝谏，认为新皇帝即位伊始，需要处理的政事有很多，不应该对道教崇信过头。然而，奏疏递上去，李瀍回馈给王哲的却是将其外贬为河南府功曹的诏书
据史料记载，李瀍对道教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狂热状态。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他下令为赵归真等道士修建灵符应圣院，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并在这一年下令开讲“四子真经”之一的《南华经》，在庆阳节于宫中设斋，召集僧、道进行议论。不过，李瀍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赏赐道士紫袍以奖励，却没赏赐僧人，由此表现了他崇道抑佛的鲜明态度
在所有的道士中，李瀍最为宠信赵归真，除了拜他为师之外，还下令在皇宫中单独为赵归真修建望仙馆，任命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的教授先生
赵归真这个因在敬宗李湛时期经常出入宫廷，向李湛进献神仙之术的道士，在李昂即位后被贬黜远地。如今又被新即位的李瀍宠信，于是他利用李瀍痴迷道教和宠信自己的机会，趁机向李瀍宣传佛教最初并不是中华的土生土长宗教，佛教进入中华是趁机想吞并本土宗教。而且赵归真认为佛寺广置田产，蠹耗生灵，于国不利，请求李瀍尽早下令废除佛教。从后来李瀍大力废佛来看，赵归真的蛊惑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李瀍即位后，赵归真卷土重来，成为李瀍的座上客，引起了朝廷很多大臣的警惕，言官们多次上疏劝谏李瀍不要过分沉湎于道教的神仙之术，以及过度宠信道士。如宰相李德裕就劝谏李瀍，认为赵归真是公认的敬宗李湛时期的罪人，所以不宜亲近，很多小人见赵归真这样的人受到重用，一定会争相巴结，就好像夜蛾总是围绕火烛飞舞一样，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引以为戒
李德裕作为李党魁首，在皇帝重新起用自己后，依然尽心尽力地做着分内之事，所以在看到皇帝过分崇道之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谏皇帝。不过皇帝李瀍给他的回馈似乎让李德裕感觉自己的进谏有些多余
面对李德裕的进谏，李瀍并没有像对待右拾遗王哲那样动怒，而是告诉李德裕，现在很多人议论赵归真，自己正想让大臣们知道他作为皇帝是个什么态度。在李瀍看来，赵归真的存在是因为自己闲着没事儿，想听赵归真说说道家的话语，而且李瀍提醒李德裕，自己早就知道赵归真这个人，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而已，只是称作赵炼师。这个人似乎在敬宗李湛时期并没有什么大过错，而自己和他说话是为了去除烦恼，至于军国大事肯定是要和朝臣们商议，不可能去问一个道士，别说一个赵归真，就是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会迷惑自己（“百归真亦不能相惑”）
皇帝陛下的话让李德裕瞬间觉得自己貌似比皇帝还糊涂，所以他立即闭上嘴不再言语，免得落个多管闲事的不是。朝臣们看到宰相李德裕都吃了闭门羹，所以也都选择沉默不语，任由皇帝陛下宠信赵归真
赵归真在看到朝廷的舆论似乎于己不利后，他担心自己单枪匹马势单力孤，为了进一步邀宠固位，所以又向李瀍推荐了具有“长年之术”的罗浮山道士邓元起。面对邓元起的到来，李瀍特意派心腹宦官前往迎接。随着邓元起的到来，赵归真、刘玄靖和邓元起三人互相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抑佛联盟，他们共同向李瀍灌输道家长生不老之说，并排斥和诋毁佛教
坦白地讲，李瀍从笃信道教发展到后来的废佛，除了他个人的原因之外，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对他的蛊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朝宰相李德裕也在这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德裕虽然反对李瀍过分崇道，但他并不反对废佛。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帝国高层官员，他看到了佛教当时已经严重在拖国家的后腿，他当然了解沉湎于宗教达到完全忘我不能自拔的程度，将会导致怎样可怕的结局。事实上，李德裕的一生对佛教和道教始终保持着距离，尤其对佛教一直采取批判态度。从现在的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作为宰相有责任和义务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虽然无法成功劝说李瀍从笃信道教中走出来，但可以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李德裕在敬宗李湛时期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对当地的宗教发展进行了相关限制。当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敛财富，以为敬宗李湛诞辰祈福为名设置僧坛，广度僧尼以邀厚利，使江、淮以南的百姓结队北上落发出家为僧尼。李德裕知道后立即上疏敬宗李湛，认为王智兴的做法是在让江淮地区流失壮丁，而江淮地区又是京城长安的物资保障大后方，如果江淮地区的壮丁流失过多的话，谁来为国家创造财富？最后李德裕提醒李湛，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度的问题
李德裕在穆宗李恒时期第一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下令拆毁辖境内未经官府登记的佛教庙宇千余座，招提、兰若（私自建造的寺院）一千四百余间。后来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又拆毁浮屠私庐数千所，将它们所占土地还给百姓，而且在成都有的人已经削发为僧，却又娶妻生子犹如常人，李德裕因此明令禁止，进而保证国家能够控制足够的劳动人手，受到朝野的广泛称赞
对于李德裕而言，如果非要分出他倾向于佛教还是道教的话，他还是倾向道教多些。五代时期后蜀何光远所著的《鉴戒录》中，记载了李德裕经常冠褐，修炼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抑制佛教徒发展，却保护道士不受侵犯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待道教比皇帝李瀍更理性，但比起佛教来，李德裕已经十分崇信道教
李德裕针对道教还写过《方士论》和《黄冶论》两篇专论，在这两篇专论中，他极力称赞道家学说，尤其认为黄冶变化是“未之学也，焉之未有”，这里边我们不能排除他写这两篇专论有取悦皇帝李瀍的意图，但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明显是崇道抑佛的
因此，皇帝的喜好，“抑佛联盟”的蛊惑以及宰相的支持，使得会昌废佛似乎具备了客观条件。但如果单从会昌年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场废佛运动其实也有朝廷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