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个别细节还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说体摸索着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还没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说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说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他的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说，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说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说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过程中，深感细说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说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说》，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说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说》，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没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设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说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历史内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说：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历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说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说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说，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说”当然不是什么都说，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说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说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历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历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细说体所谓的历史感，不仅仅指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更是指所评议的每一句话都应有历史的眼光。在信史中求史识，这是细说体的理想追求。
总的说来，历史学者在普及化方面的回应，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先有影视小说类“戏说”乘虚而入，后有文学教授品读历史的越界飞行，几乎平分了历史故事化与历史通俗化的园地。如今，黎东方及其续作者的讲史，是历史学者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也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马先醒认为：“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是否“不二法门”，不敢断言，但你读后肯定会说：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讲史体裁在呢！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