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把西湖比西子　故乡无此好湖山

欲把西湖比西子　故乡无此好湖山
几年后的一天，已经退出政治中心、在江宁过着孤寂冷清晚年生活的王安石突然接到苏轼派人送的信，说是从黄州移官汝州路过金陵，想次日前来拜望。王安石的门生李定处心积虑地想置苏轼于死地差点成功，苏轼居然没有恨屋及乌，反而专程来看望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政敌前领袖，这一点令王安石又惊又喜。
相逢一笑
第二天清晨，王安石骑了一头瘦驴，早早到岸边等待。苏轼远远望见，赶紧从船上跳下来，深深一揖：“下官今日失礼，竟然一身便服来拜见相公。”王安石朗声大笑，一把挽住苏轼的手臂：“子瞻，虚礼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的吗？”两人都是光风霁月的品格，所以虽然在政坛上意见敌对，却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品茗和诗，相谈甚欢。王安石劝苏轼将来在秦淮河畔买房定居，以便朝夕相见。苏轼感激他的厚意，作诗一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除了谈诗，两人更重要的话题是国家大事。苏轼道：“大兵、大狱，是汉、唐当年灭亡的先兆。我大宋先帝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这类弊病。但如今国家在西方连年用兵不能和解，又在东南方数起大狱。国事如此危急，您怎么不发一言来挽救呢？”王安石叹了口气：“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老朽在外做地方官，怎敢不避嫌疑去多嘴议论大政方针？”苏轼摇头：“在朝廷中枢则参与议论国策，在外地则不议论，这确实是事奉君主的常礼。但陛下对待您的信任和重用远超常礼，您怎么能仅以常礼回报呢？”王安石被激励起来，高声道：“子瞻说得对。安石一定会上书陛下，尽忠相劝！”
两人直聊到红日西沉，苏轼方躬身告辞。王安石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对身边人发出一声叹息：“不知还要等几百年，才能再出现如此人物！”欧阳修认为苏轼在当时独步天下，而王安石更认为他能跨越时代独领风骚几百年。如今近千年过去了，也没有出现能与苏轼比肩的文化人物，介甫识人的眼光深刻独到。
新旧之争
宋神宗驾崩后，儿子赵煦（读音同“旭”）即位（庙号哲宗），改元“元祐”，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宣仁太后在神宗时就反对变法，掌权后立即起用深孚众望的司马光回京。当年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政策，自请离开朝廷到西京洛阳去写书，这一去就是十五年，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神宗认为这部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钦赐书名《资治通鉴》。司马光回到京师时，开封市民摩肩接踵地围观这位传说中的大儒，以至于道路堵塞，马匹都不能前行。司马光去宰相家拜谒，人们登楼骑屋地向下窥视，宰相家丁厉声喝止，被人家一顿抢白：“我们又不是来看你主人，只是想一睹司马相公的风采而已。”人群怎么呵叱也不肯退去，连屋瓦都被踩碎，攀援的树枝也被折断，司马光的人气值堪称爆表。
王安石听说司马光回到朝廷中枢，顿知大事不好：“司马十二要当宰相了！”果然司马光很快执掌朝政。既然出于孝道的考虑不能让宋哲宗马上变易父亲当年的施政方针，便提出“以母改子”，由高太后来更改儿子神宗的政策，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相继被废除后，旧党内部在是否应该废除免役法、恢复原来的差役法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代表双方的就是司马光和他的门生苏轼。苏轼怎么又成了司马光的门生呢？
原来，我们平常说的宋朝进士考试指的是“常科”，一般每三年一大考，有宋一代三百余年，录取进士约四万人。赵匡胤吸取五代十国武将乱政的教训（他自己的陈桥兵变对子孙而言就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做了亏心事，当然怕鬼叫门），采用文官治国，需要录取大量的读书人从政，连带兵打仗的最高指挥官常常都是书生。而宋朝最高等级的考试叫作“制科”，极少举行，录取也非常严格，三百年间才举行了二十多场，总共仅有四十几人通过，看这个比例就知道是在进士中“千里挑一”，是为宰相储备人选。苏轼兄弟嘉祐二年常科考试中了进士后还不满足，在嘉祐六年又联袂参加制科考试，再次双双通过，显示出苏母对儿子们的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两手一起抓，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仁宗就是在这次考试后，很高兴地告诉曹皇后为儿孙找到了两位宰辅之才。这次制科的主考官正是司马光，考官包括蔡襄，所以苏轼兄弟也是司马光的门生。
苏轼的名次是制科第三等，而制科的第一、二等是虚设，从来没有人中过，第三等就是事实上的宋朝第一人。认出《正午牡丹图》的吴育得到过第三次等，算是整个宋朝应试教育第二人。多年以后，苏轼在写给知交李之仪的信中自嘲：我当年参加制科考试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成绩还不错，就真的从此每每说古道今直言极谏，希望能配得上这个科目的名分，结果直谏一次被贬一次，差点被这个政治幼稚病给害死，实在是没有自知之明啊。
首先劝司马光不要全面废除新法的，是同属旧党的范纯仁。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时，范纯仁曾上书神宗，公开指责王安石的政策是与民争利，结果遭到贬逐。但面对司马光执政后将新法一锅端掉的做法，为人正直的范纯仁却不以为然，劝阻司马光说：“王介甫制定的新法有利民可取之处，不应因人废言。”固执的司马光不以为意，只当作耳边风。
此时新党领袖章惇还在执掌国家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因为与司马光政见不同，经常上书反对，还找茬戏谑嘲弄他，司马光不胜其苦。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的名望很高。三国时蜀国先主刘备认为手下大臣许靖有虚名而无实才，对他很轻视，法正劝谏说：‘许靖的虚名流传四海，陛下如果不加礼敬，必有不尊重贤人的坏名声。’刘备采纳法正的意见，让许靖当了司徒的高官。对待只有虚名的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是对待有真才实学的司马君实呢？”章惇深以为然，司马光这才稍微轻松了一些。由此可见，苏轼和司马光私交甚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