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羊皮的狼

披着羊皮的狼 刘秀在安定天下百姓的同时，还不忘做另一项工作，那就是强化皇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归纳起来为“四步走”
第一步是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尚书由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等职责。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位卑权重，代表中央监察地方，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这是后话
第二步是废除地方兵权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刘秀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也正是因为这样，崇尚和平之道的他，除了建国初十几年“剿匪”的需要外，当政的33年中，没有主动发动过任何战争，包括匈奴的频频挑衅，西域的屡屡告急，边境的持续动荡，他都选择了“忍”
与此同时，刘秀还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销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第三步是限制外戚权力
西汉两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亲身经历了王莽窃位所带来的灾难，因此，对外戚十分谨慎、格外提防。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的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他们非常喜欢能诗善文、尤擅辞赋的冯衍，常有礼尚往来之举。刘秀却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都依法治罪，重者被直接送上断头台，轻者也要被摘掉乌纱帽。这样一来，冯衍也因此获罪，落得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的悲惨下场。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高祖皇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第四步是力倡儒学教化
刘秀是个力倡教化的儒者皇帝。一是重视，不但自己学儒学，而且号召朝中文武大臣一起学习。王莽天凤年间，刘秀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平定天下后，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他下令广泛收集、整理古代典籍，以达到“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目的。他迁都洛阳时，曾有“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的壮举。二是培养、兴办了大量以“儒学”为主的学校。公元29年，刘秀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第一所国家级的一流“大学”——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引得饱学之士、民间高人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刘秀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设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三是重用，刘秀在柔兵权柔功臣的同时，开始选用大量“柔弱”的儒生为官吏。可以说刘秀走上了一条自主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新标本，开创了历史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