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城之败

铁城之败 关于晚唐朋党之争会成为帝国灭亡的祸根原因，千百年来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朋党之争，正是与科举考试有关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帝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了很多人才，很多国之栋梁都是由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科举考试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正是中央朝廷的腐败，不仅在考场中屡屡出现舞弊现象，考试前也兴起了一股请托之风，即使是在考试后也形成了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这样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就形成了门生座主的关系，而且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和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为隶属于同一个座主，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结成政治联盟，正是这两种不正之风最终促成了朋党相争的局面
纵观大唐帝国的后期历史，影响国运至深的党争当属“牛李党争”
“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两个人的矛盾源于元和三年（808年）。这一年的四月，皇帝李纯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当时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两个人，结果应试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
当时三个人面对朝廷出的相关命题，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是“直言极谏”，所以三个人将矛头直指当时朝廷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皇甫湜的策文收录在了《全唐文》中。他的策文言辞颇为激烈，形容宰相还算是客气，但形容宦官简直就是在谩骂，不仅说宦官丢失了本来的职责，而且说宦官是“裨险之徒”，一个地位低微的下等人怎么可以掌握军队，并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呢
鉴于牛僧孺、李宗闵与皇甫湜都被列为上策，相信牛、李两个人的策文言辞也应该是颇为激烈的
当时榜单出来后，宦官刘光琦向皇帝李纯哭诉，说牛、李、皇甫三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宰相李吉甫也劝李纯不要重用三个人。最终李纯下令贬黜主考官，同时使得三个人很久没有得到升迁，于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怀恨在心，而李德裕正是宰相李吉甫之子
后来随着李吉甫的去世，一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牛、李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但随着李恒的即位，以及李德裕的发迹，牛、李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而加剧的起因正是前边提到的长庆元年（821年）科举复试案
因为这场科考案李宗闵等人被贬黜，所以李宗闵十分痛恨段文昌和李绅。而据《旧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当时跟着李绅、元稹一起向皇帝李恒告状（“衡言于上前”），说钱徽受人请托，因此这次考试是不公平的，最终导致重新复试
事实上，当时李德裕和段文昌、李绅比起来，还是个小角色。虽然时任翰林学士之职，但由于皇帝李恒对藩镇采取招抚政策，而李德裕则主张对藩镇用兵，所以他并不受皇帝的待见，最多是个不得不跟着领导走的打酱油角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段文昌和李绅。但李宗闵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凡是和段文昌、李绅站在一起的都是其同党，所以李宗闵对李德裕也没什么好印象
而牛僧孺和李宗闵是同年，所以理所当然十分憎恨李德裕，再加上与其父的矛盾渊源，所以双方矛盾开始加深
不过此时牛、李双方虽然怨恨加深，但并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局面，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是长庆二年（822年）发生的“于方事件”
当时成德镇王武俊的养子王廷凑发动兵变杀死节度使田兴，深州节度使牛元翼忠于朝廷不肯依附王廷凑，结果王廷凑带领大军将深州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元稹的好友于方献计称可让成德大将王昭等人使反间计解深州之围。时任兵部侍郎的李逢吉得到消息后，暗中下令让亲信李赏告诉裴度说元稹想暗杀他，并且让其子李仲言将这件事告到皇帝李恒那里，将于方下狱。皇帝认为元稹和裴度二人有失宰臣威严，罢免二人的宰相之位，让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后，还缺少一名副手，论资历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当宰相的希望。但皇帝李恒对李德裕并不感冒，所以将他调任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刚离开京城，牛僧孺就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李德裕被调任后，一连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在他看来这是李逢吉从中搞鬼。而事实上，在牛、李入相的问题上，李德裕是着实冤枉了李逢吉，或许李逢吉确实推荐了牛僧孺，但李德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对藩镇的态度与皇帝李恒完全背道而驰，皇帝是不喜欢他的
然而，皇帝李恒对牛僧孺的印象颇佳，除了李逢吉的推荐之外，原因还在于李恒曾经看过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宅簿。当初韩弘入朝，社会上流言颇多，其子韩公武以家财贿赂过很多当朝权贵。不久韩弘父子相继过世，李恒知道其孙尚且年幼，担心其家财被盗，所以命令朝官到其家里查阅宅簿，而簿上记录了这些年朝廷受贿者的名字，只有在牛僧孺名字的后边写着“不受”两个字，李恒知道后十分欣慰，所以这次挑选宰相班子成员，牛僧孺被李恒钦点
关于李德裕、牛僧孺的斗争，截至长庆二年（822年），由于彼此间只是怨恨加深，以及矛盾不可调和，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党争局面。而且从牛僧孺进入宰相班子以后来看，他和李逢吉也存在意见分歧，所以不能说李逢吉是牛党成员。当时以牛僧孺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还没有形成党派，只能算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真正一党独大的是新进宰相班子的李逢吉，据史书记载，李逢吉担任宰相期间，虽然并无政治建树，但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可是十分活跃。当时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王守澄所信任，李逢吉让其子李仲言贿赂郑注，进而结交王守澄而得以权倾朝野，并组成了一个时称“八关十六子”的庞大朋党体系。当时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全都依附于李逢吉，韩愈和李绅由于与李逢吉政见不同而遭到贬黜，致使长庆年间再无名臣
长庆年间党争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皇帝李恒本人才能平庸，驾驭不了群臣。后来，李德裕总结长庆党争的内在根源就说，李恒其实是“性相近，嗜欲同”，如李恒特别欣赏元稹的诗文，就纵容元稹和宦官结党，尤其是在李恒在位的最后时期，因为其身体多病，朝廷大事悉数委任于宦官，更加助长朋党的势力的扩大
而作为大唐帝国后期祸患之一的“牛李党争”，在长庆年间不过是刚刚形成雏形，此时可还是停留在李德裕和牛僧孺个人以及少数几人之间的矛盾。李德裕被贬，标志着牛僧孺一派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纵观长庆年间的党争，对于当时的国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对待藩镇的策略，就因为党争的缘故产生了致命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