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中国历史之明朝-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细说中国历史之明朝-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李贤是河南邓县人，宣德八年进士，历官“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兵部右侍郎，户部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于天顺元年二月兼翰林学士，入直(值)文渊阁。宪宗即位以后，加少保，升为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位居当时三个阁员之首。其他两个阁员，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彭时。 李贤的长处，是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若干好人，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的坏人。他劝英宗不再提起“夺门”二字。在他看来，夺门之变是多余的：景帝病重将死，并无子嗣，皇位自然会重归英宗。石亨曹吉祥得势的时候，李贤不和他们沆瀣一气，而时时劝英宗疏远他们。英宗在最后想换太子，李贤说：“这是大事，愿陛下三思而行。”结果，保全了太子(宪宗)，消弭巨变于无形。宪宗即位以后，他警告宪宗“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又劝宪宗“无狎左右近幸’。他对于宪宗，正如对于英宗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惜，他在成化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年纪仅有五十九岁。
彭时是江西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次年郕王监国，奉命入阁，景泰元年出阁，其后屡升为左春坊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英宗复辟以后，再度入阁，不久，升翰林学士。宪宗即位，兼吏部右侍郎，次年，升为兵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值阁。
彭时为人耿直，每每为了公事与李贤争辩。李贤的度量，足以容他，因此而合作得好。有一次，李贤被锦衣卫指挥门达所诬陷，几乎获罪。英宗说：“在去了李贤以后，专用彭时”。彭时听到了，向人说：“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去贤，时不得独留!"宪宗即位以后，想独尊生母周妃为皇太后，把嫡母英宗皇后钱氏搁在一边。彭时随着李贤力争，宪宗这才并尊二氏，称钱氏为慈懿皇太后，称周氏为皇太后。其后，在成化四年，钱氏病故，也是因有彭时力争，才获得与英宗合葬。这些，还不是彭时的主要贡献。他在朝中，昂昂然不畏强御，使得正气充沛。他公开反对光禄寺在京师各城门“抽分”(抽取一种类似厘金的城门税)，认为是“掊克不堪”；也公开反对万贵妃“渔竭帑藏”、对贩卖珍珠宝石的商人加倍给钱。他甚至明明白白地向英宗上疏，说“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望均恩爱(于众妃)为宗社大计”。这些话，在当时均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彭时不怕。他并且敢于得罪万贵妃以外的贵幸，主张“毋惑佛事，糜金钱”；“清理牧马草地”；“减退势要庄田”。他在成化十一年三月病故，年纪也不过是六十岁而已。这是明朝的不幸。其后，支撑朝廷的大责任，便落在商辂一人的身上。
商辂是浙江淳安人，正统十年的进士，乡试会试与殿试皆考第一，是明朝唯一的连中三元的人。(乡试第一是解元，会试第一是会元，殿试第一是状元。)
景帝即位以后，商辂以翰林院修撰的资格人阁，于景泰元年升为学士，景泰三年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景泰七年兼太常寺卿。景帝病重之时，他上疏说，“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他的意思是，景帝应该让给英宗复位，或是再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探(宪宗)为太子(宣亲章皇帝只生了英宗与景帝二人，景帝的唯一儿于朱见济此时已死。)
英宗复辟以后，石亨曹吉祥说他的坏话，英宗免了他的本兼各职。宪宗在成化三年将他召回，仍以原官入阁，次年升本职为兵部尚书，九年转为户部尚书，十一年兼职由翰林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十三年改兼谨身殿大学士，于六月间因斗不过汪直而自请辞职，宪宗给他少保的官衔，准予退休。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也就是外柔内刚，待人和气而固守原则，纪妃的儿子(孝宗)之得立为太子，他的关系很大。宪宗在成化十一年“改谥郕戾王为景皇帝”，虽由于一个位卑职小的荆门洲训导高瑶的进言，而在“廷议”之中竭力支持的却是商辂。
汪直在宫中官居御马监太监，屡次出外监军，是万贵妃与宪宗一向所最宠用的人，炙手可热。宪宗在成化十三年正月创立“西厂”，命汪直为提督。这西厂比太祖所创的锦衣卫与成祖所创的东厂，规模大得多，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汪直有了这个机关在手，如虎添翼，胡作非为。商辂在五月间列举了汪直十一大罪，向宪宗奏上一本：“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由于商辂坚持，大臣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也认定非去汪直不可，宪宗只得暂时把西厂废了，令汪直仍回御马监原职，然而对汪直仍旧信任，仍旧叫他刺探外事。汪直及其党羽，由一个败类的御史戴缙出面，诬参商辂受过一位指挥杨晔的贿。商辂一怒而请辞，宪宗因此便赏他一个少保，准他退休。不到一个月，汪直便叫锦衣卫千户吴绶诬告项忠，说他受过太监黄赐的请托，以刘江为江西都指挥使。宪宗把项忠交付“廷推”(大会审)，项忠矢口否认，虽不曾定罪，却免了本兼各职。六天以后，宪宗再立西厂，仍以汪直为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