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