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戏：忽作玻璃碎地声

冰戏：忽作玻璃碎地声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过了大雪，北方就真个有了人们印象里冬天那琉璃世界样子了。不管雪到不到，冰是一定不会缺席的。
对冰的好奇，仿佛是人类写在基因里的天性。小时候家家住平房，寒冬腊月里，清早起来，总能看到房檐上一排排的“冰溜子”挂在瓦楞的凹处，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玲珑剔透，洁白晶莹。没有哪个孩子抑制得住舔一舔它的冲动，即使大人再三用冻掉舌头来恐吓，也多半是白费口舌，根本拦不住他们前仆后继地“以身试法”。大一点的孩子总是能挑最长最亮的冰溜子，神气活现地拿在手里，在弟弟妹妹艳羡的目光里，踮着脚把一排冰溜子挨个掰下来，“赏赐”给这些小个子的“臣民”。于是孩子们人手一根“冰棍儿”，明明无色无味，却能舔得咂咂有声，仿佛是什么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一根冰溜子连吃带化，往往在大人们发现之前就消失不见了，只有冻得通红的小手，是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据。
除了摘现成的冰溜子，“造冰”也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事情。在没有电子玩具的时代，这是无聊而漫长的冬天里廉价而有趣的消遣。把水倒进形形色色的容器中，有时还会加一些颜料，天黑前放到屋外，冻上一夜，第二天就成了个结结实实小冰坨。然而这有什么好玩的呢？长大了再看，真是难以想象，但孩子们的快乐，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杨万里曾有一首《稚子弄冰》，恰是描写此般情境：
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
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一大早，孩子从铜盆里剜出一整块冰，用彩丝穿起来，当作钲来敲。清亮的声音像玉磬一般穿越树林，孩子正喜不自禁，谁料冰块突然掉落，哗啦一声，像玻璃碎裂一地。以诗家的眼光来看，这首诗着实算不得优秀，既没有高深的立意，也没有幽微的意境，但这份只属于童年的乐趣，却让人不禁莞尔。想来杨万里当年见此场景，应当也笑出了声吧。
大人们当然不舔冰溜子，也不会再敲“冰磬”取乐，他们自有更“高级”的玩法。滑冰，当然是其中最简单的玩法。说来有趣，即使是冰上行走，这件曾让人类吃尽苦头出尽洋相的事，竟也能成为广受欢迎的游戏，如此一想，倒也是充满了幽默的哲学意味了。最晚到宋代，中国人就已经完成了滑冰的哲学演变，《宋史》记载：“故事斋宿，幸后苑，作冰戏。”而到了清代，“太液冰嬉”更是成了举国狂欢的盛典。《清朝通典》载：“国朝定例，毎岁冬令太液冰坚，令八旗与内府三旗简习冰嬉之技，分棚掷彩毬，互程矫捷，并设旌门悬的演射，校阅行赏。”其规模之大，水平之高，媲美今天的冬奥会也毫不逊色。
但滑冰多少还是需要点运动天赋的，而古代贵族向来是“四体不勤”，秉承“舒服不过躺着”的原则，“冰床”应运而生。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写道：“信安、沧、景之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载：“至冬冰冻，可拖床，以木板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积雪残云，点缀如画。”一块木板，一张草席，一个会滑冰的人做牵引，在摩擦力远小于石板路的冰面上，古人也许曾享受过其他季节难以企及的风驰电掣的快感。
除了速度，古人也在冰上玩浪漫。明代正德年间，北京城里兴起了“冰床围酌”的游戏，富豪们专挑严冬时节，将冰床连成一片，体验一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惬意。《燕都游览志》中描写道：“积水潭在都城西北隅……好事者恒觅十余床，携围炉酒具，酌冰凌中。”总觉得明代都城虽在北京，但始终走在大明时尚前列的，却是南直隶一带，唯有这“冰床围酌”，是大自然对北方城市天然的馈赠，是南方人羡慕不来的浪漫情趣。刘侗曾在《帝京景物略》中用寥寥数语勾勒了这幅景象：“雪后，集十余床，垆分尊合，月在雪，雪在冰。”真真雅致。
初到北京读书时，燕园的冰场是清北两校名副其实的“冬季社交中心”。未名湖结冰的时间恰在考试周前不久，连续几天气温走低，湖面结结实实覆上厚厚的冰层，大半个未名湖就被围起来了，租售冰鞋和冰车的小贩开始营业，燕园迎来了最热闹的季节。一旦听说冰场开放，被期末考试折磨得生无可恋的我们，心里就像种下了一颗即将破土而出的种子，痒得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一起到未名湖滑冰，是每个班级的保留节目了。在冬季淡蓝的天幕下，满湖爽朗的笑声里，或是贴着岸边蹒跚学步，或是在冰道上摔个四脚朝天，或是被“大神”带着体验一把“超速驾驶”的心跳，无论技术如何，这段回忆都一定不会缺席。
后来，清华的荷塘上也有了自己的冰场，但冰场上的人，却渐渐少了。唱K，桌游，密室逃脱，学生们有了越来越多更新潮的玩法，冰场也逐渐变得鲜有人问津。
然而我总觉得，那一年在未名湖上滑冰的快乐，再也没有体验过了。
也许，那一声玻璃碎地的快乐，是只属于孩子，只属于那个纯净冬天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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