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将的悲哀

1、老将的悲哀 修史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事情，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当年命姚思廉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修《北齐书》、魏徵等人修《隋书》、房玄龄修《晋书》等；这些修史工作工程浩大，旷日持久；而且当年全都由开国重臣亲自担纲，可见贞观一朝对修史工作是何等的重视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这句话武瞾深深的记在心上。所以这次请求修史，可以说她也是深受李世民当年言行的影响，而请求李治的批准
对于武瞾的请求，李治既没有反对，但也没有表示赞同，原因在于当时帝国的东北部和西部战事正紧，李治实在是无暇顾及修史的事情。前面我们介绍过李治即位后接连对西突厥、高句丽、吐蕃用兵，从显庆二年一直到上元二年，帝国开疆拓土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而且上元元年（674年），新罗收留了高句丽的反唐势力，并兼并的百济的土地与大唐抵抗，对于新罗这只白眼儿狼，李治很是愤怒，于是下令继续让刘仁轨出兵朝鲜半岛，到武瞾上书请求修史的时候，刘仁轨已经出兵数月，而且胜负未知，所以对于修史的事情，李治并不感兴趣
幸好还有武瞾
自从十四年前武瞾参与朝政后，凭借自身出众的才能，深得李治的信赖，随着荣登天后之位，很多事情武瞾向李治上书，不过是在走过场，但武瞾明白虽然现在是“二圣临朝”，但这个过场必须要走，因为天下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李治。在这一点上，武瞾远比当年的长孙无忌看的透彻
李治虽然无暇顾及修史的事情，但他也认为修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所以全权委托武瞾来处理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讲，李治给了武瞾以控制朝廷舆论的机会
很快，武瞾开始积极行动。她亲自拟制了选人标准，并派专人广选文学之士。没多久以元万倾、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之士，被选进了宫中
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对于这五个人我们不一一介绍，纵观这几个人的经历，简单说这几个人全都是有文学才能，但官职不高
例如元万倾当时官任秘书省的著作郎（五品），刘祎之是门下省的起居郎（五品），而其他三人的官职更小，但是其文学才能却不可小觑。这次能被武瞾钦点为修史官员，可见功力之深
那我们不禁要问，和当年李世民重用名臣修史相比，武瞾为什么要选这些官职不高的人呢
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
一是武瞾在朝中的盟友不仅人数少，且已逐渐凋零，当时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已经倒台的倒台，病逝的病逝。她需要有一批新兴集团化的官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二是相权被削弱后，工作更多。武瞾一个人承担不了繁重的章表批复，而它又不想重新走回永徽初年的老路，充分给予才能之士以权力
因此她决定在内廷建立一个智囊班子。这个智囊班子相当于现在的参谋，也就是说有事帮着谋划，但没有决策和执行权
乾封元年（666年），武瞾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朝中大臣嘲讽这些人为“北门学士”，这才算有了个称号
而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则是当时武瞾邀请的“北门学士“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出入北门，相当于武瞾的私人秘书，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因此就多有讥讽。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瞾赏识，在武瞾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
当然，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人除了为武瞾擅权积极献策之外，还前后撰写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著作共千余卷，为整顿吏治、树立朝政新风也做出不少贡献
北门学士成为了武瞾所依靠的新兴政治力量，事实上她也是变相了掌控了朝廷的舆论，就像当年李世民建立文学馆一样，他们的言论具有一种权威性。据史料记载，当时朝中大臣在上朝议事时，都是先要看“北门学士”的态度，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态度，甚至连当时的宰相都让其三分
当然我相信在这背后，一定是武瞾拿咄咄逼人的目光和难以揣摩的神情让所有人感到一丝寒意
客观事实证明了武瞾一步步地向着最高权力挺进，不过命运注定她不会是一番风顺，除了客观环境之外，最重要的是源于她深重的猜忌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