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朝廷

血染朝廷 李瀍废佛事件的发生，除了有佛、道二教之争的历史渊源和李瀍的个人喜好之外，当时的寺院地主和国家甚至一般地主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才是废佛事件的根本原因
唐朝中后期，大小寺院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的狂潮中，以各种方式获得土地占有。当时有舆论认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而且据史料记载，当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但当时寺院所占的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为了逃避赋税负担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这些作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李瀍废佛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早在文宗李昂在位时，就曾经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曾经由衷地发出感慨，认为古时候一个农民的劳动，可以供给三个人，而现在算上士兵和僧尼，一个农民的劳动需要供给五个人，这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要供养寺院的僧尼（“吾民尤困于佛”）。当时的宰相李训也以天下寺院规避徭役，耗费国家财政，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根基已经太深，所以文宗一朝未能办到
李瀍即位后继续采取抑制佛教的政策，并对佛教开始实行限制和歧视，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开始升级。前边我们说过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在李瀍诞辰的庆阳节上，他赏赐道士紫衣，但却不让僧尼穿着，应该说是他即位之后歧视和打击僧尼政策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发生了棒责僧人的事件，当时南天竺僧人宝月，因入朝未先觐见皇帝而上表请求回国。朝廷非但拒绝了宝月的回国请求，并以越官罪将其拘禁，他的三个弟子各受棒责七下，通事僧受棒责十下，这标志着李瀍打击佛教已经逐渐具体到僧侣个人
会昌二年（842年）昭义镇刘稹发动叛乱，朝廷被迫需要进行征讨，使得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当时在宰相李德裕和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的鼓动下，李瀍终于下定决心从打击佛教升级为废佛运动。他首先采纳李德裕的建议，下诏遣散不在朝廷编制之内的僧人，禁止寺院收置童子沙弥
十月，李瀍又颁布诏令，宣布长安城中僧尼中有过淫行、嫁娶、不修戒律者，一律强制还俗。其他僧尼如果个人拥有田产，由官府收缴，如果舍不得钱财，情愿还俗的，依据目前所有的财产数量，按比例承担两税徭役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上述一项措施，长安城中按照李瀍诏令的标准，因舍不得钱财被迫还俗的僧尼，左、右街功德使统计报告的人数，共计达到3491人。后来李瀍又将这项措施颁布到全国实施，而且规定僧尼所蓄的奴婢中，僧侣只能留下一名，尼姑可以留下两名，多余的奴婢听任其本家收管，无家可归者由官府统一管理
应该说李瀍废佛伊始，其经济目的十分明确，到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强令僧尼还俗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会昌废佛运动的第一阶段算是初战告捷。不过，在这期间也有人对佛教势力实施保护和慰问，其中的代表是拥立李瀍即位的神策军使仇士良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二十七日，仇士良发帖邀请外国僧人，次日到场的有青龙寺南天竺僧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南陀；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人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三人，还有各寺院中的新罗僧人、龟兹国僧人等
仇士良是信佛之人，史料上没有记载仇士良这次邀请僧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于李瀍具有拥立之功，恐怕在当时只有他敢做出如此举动，相信李瀍对他也是礼让三分。不过，这并不妨碍李瀍接下来对佛教打击的升级
在仇士良邀请众多僧人的一个月后，李瀍继续下诏，宣布已经还俗的僧尼禁止再进入寺院居住，已经被遣散出长安的僧尼禁止再进入长安。两个月后李瀍又下令，盘查在长安寺院中外国僧人的来历，颇有些政治审查的味道
从李瀍即位伊始到会昌三年（843年）六月，李瀍的废佛运动还仅仅限于打击佛教徒个人的层面，没有牵涉佛教的经文典籍以及寺院建筑。不过，当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太子詹事韦宗卿不合时宜地向李瀍进献自己所著的二十卷佛教书籍《大圆伊字镜略》时，李瀍终于找到了损毁佛教典籍的理由。当时李瀍十分愤怒，斥责韦宗卿身为朝廷官员，至少应该尊奉儒教，不应该沉溺佛教邪说，在朝廷内煽风点火，更不应该拿着外来宗教的典籍进行宣传
针对韦宗卿的进献，李瀍进一步大做文章，指斥佛本是西戎之人，佛教经书是胡人所著，并且说韦宗卿的著作是妖妄之言，完全是愚弄人的邪说，将其贬官为成都府尹。他利用这个契机，除了将韦宗卿进献的佛教著作焚毁外，开始下令焚毁皇宫内保存的佛教典籍，并掩埋处理佛像及菩萨、天王像等
九月，长安城中有传闻说昭义镇叛将刘稹控制下的潞州僧人隐藏于寺院之中，李瀍下令左右街功德使清查城中的僧人，对没有登记落发出家者一律强制还俗，并敕令天下诸道州府也准此办理，对于住寺僧人中说不清来路者，一律逮捕下狱。据史料记载，当时对那些行走在大街上的裹头僧人殴打致死者将近三百人
可以说，韦宗卿进献佛教著作事件，让李瀍找到了升级废佛运动的理由。而会昌三年（843年）的这次殴死裹头僧人事件，也由此成为对佛教徒擅杀的开始
进入会昌四年（844年），废佛运动持续进入高潮。正月伊始，中书门下的宰相们联名上奏李瀍，请求修改朝廷先前依据佛教教义而制定的三长月（每年的正、五、九月）断屠不杀生制度，建议凡是遇到三长月时候，不必整月断屠，只需中断三日即可，对于这个建议李瀍完全同意
三月，李瀍又下令禁止各地寺院供养佛指，特别下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五台、凤翔法门寺等几所寺院禁止供奉佛指。无论僧人还是俗人，只要有上供一钱者，受杖脊二十，各处寺院有收一钱者，亦受杖脊二十。天下各道州县吏民有向寺院送钱物供养佛指者，一旦抓到受杖脊数同上
除了限制佛教祭拜仪式之外，李瀍还针对平定刘稹叛乱的特殊时期，对削减僧人数量采取极端措施。他规定，全国寺院的僧人，只要没有官府公验者可以就地打杀。这是由于当时朝廷大军正在征讨刘稹，李瀍担心叛军会假扮僧人隐身于寺院，可是他的这个命令使得当时很多僧人无辜丧命。而且以前在皇宫的长生殿内设有道场，用于安置佛经、佛像等，由左右两街各寺院派修行高深的持念僧轮番在道场内诵经做佛事。至此，李瀍下令将道场所存的佛经付之一炬，并将佛像拆毁，设置道教的太上老君像，规定从本年的庆阳节开始，禁止召僧人进入皇宫设斋做佛事
当时在赵归真等道士的鼓动下，李瀍又特意颁布敕令，限制长安城诸寺僧人的行动。僧人不得随意在街上行走，如有外出者，必须要在钟声未响前返回寺院，僧人不许在其他寺院逗留，违者将被治罪
同时长安城内的佛堂亦被强制拆毁三百余所，各处的尊胜石幢、僧人墓塔等也被强制拆毁。到会昌四年（844年）底，长安城内大大小小的寺院被拆毁的多达六百余所，这些被拆寺院的僧尼，凡是有不尊戒律者，不论男女老少全部勒令还俗遣返家乡。能依戒律者，只有年岁较大者安置在寺院中，年少者依然被强制还俗归乡务农
进入会昌五年（845年），李瀍对僧尼的限制更加严格。按照李瀍的规定，僧尼禁止在午后离开寺院，也禁止冒犯斋钟及留宿其他寺院，连往年僧尼可以参加南郊祭天典礼的资格也被取消
当时李瀍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为他炼制的能够长生不老的丹药，多次诏令催促道士们加紧炼制。不过，赵归真告诉李瀍，要想得到效果好的丹药，必须要到吐蕃去采制。然而，就在李瀍准备下令让赵归真启程时，仇士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让赵归真去吐蕃不是不可以，但要首先弄清赵归真所说的丹药配方是什么，先在本国采集，如果配置不成功或者本国没有配药，再去吐蕃采集也不迟
由于仇士良具有拥立之功，所以李瀍十分重视仇士良的意见，他立即让赵归真将配方上报，然后派人赴各地求购，最终无果而归。事实上，这次关于丹药配方事件，仇士良反对赵归真前往吐蕃属于有意刁难，他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是在警告赵归真不要仰仗皇帝的宠信而为所欲为，尤其是对佛教的打压
面对仇士良的挑衅，以赵归真的实力是无法与之正面抗衡的，但赵归真可以采取避其锋芒，而利用皇帝废佛的坚定态度报复仇士良。于是，他向李瀍请求与僧人展开一场主题为“神仙为可学与不可学”的辩论会
赵归真的提议正中李瀍下怀，他早就想找个机会让自己宠信的道士们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将那些讨厌的僧人们辩论得哑口无言，于是他欣然同意了赵归真的请求，并在其提议的基础上，又以《老子》一书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义，让僧、道展开辩论
在这场辩论会上，双方各自施展本领，在两个时辰内不相上下。可是，其中一个法号知玄的僧人代表，在辩论的过程中，称神仙方术乃山林匹夫之事，根本不值一提，更非帝王所应该信奉的
这下李瀍彻底愤怒了，本来作为这次辩论会的裁判，李瀍并没有吹黑哨的打算。但知玄的话明显带有攻击道教以及轻视皇帝的味道，于是李瀍当场中断辩论，下令将知玄逮捕下狱。李瀍本想严惩知玄，后来在仇士良和枢密使杨钦义的全力营救下，知玄才免于一死，被遣返原籍了事
赵归真和仇士良之间的较劲，也说明了当时在李瀍废佛的过程中，佛教势力并不只是被动挨打，他们在以仇士良为代表信奉佛教的高层人士支持下，也展开了一些反击。只是在面对朝廷强大的压力下，他们的这种微弱的反击力量，实在是无法自救
由丹药配方事件引发的僧、道辩论，李瀍在其中看出了佛教势力根基颇深，即使在自己如此大力度的打击下，佛教依然誓不低头。于是，他继续加大废佛力度，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李瀍下诏祠部再次检括全国寺院及僧尼之数，据调查统计，经过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依然还有寺院四千六百所，私自建成的寺院将近四万所，僧尼共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统计报告呈献到李瀍面前后，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经历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他实在没有想到佛教势力居然还是如此强大。于是，在七月他下诏合并全国寺院，京城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只保留两所寺庙，保留的两座寺庙内每寺留僧30人，长安城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节度使和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等上州，各留寺院一所，并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僧10人，下等寺留僧5人，未来如遇有祭拜之日，所有官员都去道观行香，除了留守僧人之外，其余僧人包括景教、摩尼教徒全部强制还俗
一个月后，李瀍觉得留守的寺僧依然过多，又下诏削减其人数，东都洛阳只留下僧人20名，全国诸道州在允许保留20人的基础上再削减10人，尼姑只限保留7人，而且僧尼不再归祠部管辖，改由鸿胪寺接管
对于那些非保留的寺院，李瀍规定限期由辖区所在官府拆毁，朝廷派御史到各地监督执行情况，所有拆毁寺院中的佛像、钟、盘等物，上缴盐铁用于铸钱，铁像交由辖区官府用于铸造农具，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铁制成的佛像，限期在诏令下达的一个月之内缴纳官府，如有抗拒不交者，由盐铁使依据禁铜法治罪
经过会昌五年（845年）七月的这次整顿寺院和僧尼运动，使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完全达到高潮，也标志着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八月，李瀍向全天下颁诏，除了陈述佛教势力对国家的危害弊病之外，还宣布了五年来废佛的一系列成果。在诏书中，李瀍指责佛教势力浪费国家财富，伤风败俗，希望通过以“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达到他同归皇化的治理天下目标。而事实上，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李瀍去世为止，他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在他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关于佛教的胜迹景象堪称一片凄凉，僧尼们的命运更是坎坷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