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难酬

壮志难酬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果然以自己对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军事危机的认识和激进的解决方案打动了励精图治的年轻皇帝，被神宗越级提拔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变法，一步登天进入了帝国的最高决策层。春节之际，王安石见家家忙着准备过年，有感而作了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此诗看似写新年的气象，实则写新法的气象。王安石踌躇满志，正待大展身手。此时神宗给予他无比的信任，凡是谏阻变法的人，从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一众名臣到王安石的同胞亲弟弟王安国、王安礼，统统都被挪开让路。凡是支持新法的人，不论品行只看态度能力，从吕惠卿、章惇等实干派到李定、蔡京这样的小人，统统都被信任重用。凡是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方法，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一起上马推行。
爆竹声兴新除宿弊
神宗召见外地任满回京的王安国，询问当地人民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本以为会听到王安国说哥哥的好话，不料他直言道：“外面的人说臣兄用人不当，为国家敛财太急了。”神宗不悦，将王安国闲置不用。但王安国对哥哥的评价其实并非空穴来风。曾有小人投王安石所好，向他献策：“梁山泊有八百里的湖面，不如将水放掉改为农田，能为国家产出很多收益。”王安石大喜：“主意很不错，只是该将这些湖水弄到哪里去呢？”当时王安石的好友刘贡父在座，不紧不慢地答道：“这个容易，只要在旁边再挖个八百里的大池子来装水就行了。”王安石哑然失笑。如果他真的实行了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没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造反，没有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了。
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在朝野上下一直受到很大的争议和阻力，反对派说他“擅改祖宗成法”，把天灾也算为变法导致的恶果。王安石不为所动，扬首豪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就是让一些人热血澎湃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臭名昭著的“三不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样做的，但“三不足”不见于王安石本人的文字，甚至他还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说明王安石打左灯、向右转，符合政治家的行为准则。
保守人士们在王安石的个人品行上找不到什么瑕疵，就攻击他不讲个人卫生，不每天刷牙洗脸换干净衣服；还说他脑子不好使，一桌子菜永远只吃面前那一盘，哪怕是狗食猫粮也照吃不误；甚至传出一篇《辨奸论》，作者署名是已经去世的苏洵，断言像王安石这样不近人情的家伙绝不可能是什么好人。四年之后，神宗迫于巨大的反对压力，不得不将他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判江宁（今江苏南京）府。在这样的境遇中，王安石欣赏着自家宅院半山园内的寒梅，写了一首小诗《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即使环境再恶劣，也依然屹立不倒、孤芳自赏，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他买下的这所宅院位于谢安府邸的旧址，内有一个小山墩被周围的人称为“谢公墩”，于是戏作一首打油诗：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结果那些怎么看他都不顺眼的人就骂他“居然与死人争地”，真是毫无幽默感。神宗皇帝一直怀念和自己一条心变法的王安石，在第二年下诏恢复他的相位。介甫坐船从江宁去开封，途经瓜州渡口时，留下了名作《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后来有人收藏到了这首诗的原稿，刚开始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自己圈去“到”字，注曰“不好”；继而改为“过”字，又圈去；再改为“入”“满”等字……这样一共画了十几个圈圈，最后才定为“绿”字。这个“绿”字将春风形象化，极其生动传神，堪为写诗炼字的楷模故事。从诗中也可以体会到王安石虽有一腔报国为民之志，但对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已开始厌倦，想着有一天能回家归隐，做个安静的美男子，终老于江南林泉之下。
一年后，王安石的长子王雱逝世。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雱自幼聪敏，有客带着一个笼子拜访王家，笼内关着一只鹿、一只獐，客人故意逗小王雱：“你认识哪只是鹿，哪知是獐吗？”王雱当然不认识，换了我也不认识，但他想了一会儿便回答说：“獐旁边那只是鹿，鹿旁边那只是獐。”客人拍手称奇。王安石遭受爱子英年早逝的重大打击，同时眼看新法难以为继，遂屡屡托病请辞，终于第二次离开相位，还是回到江宁做知府。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又忍不住忧国忧民，登上钟山举目远眺，赋得《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虽然上半阕貌似在描写明丽壮观的秋景，然而“晚秋”“残阳”“西风”都是一派肃杀之气，正是刘禹锡所言“自古逢秋悲寂寥”之意。王安石觉得自己变法的壮志难酬，大宋沉疴难挽，已到了晚秋。末句明显化用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现在就有亡国之忧，并非杞人忧天。“熙宁变法”失败，富国强兵的希望破灭，王安石逝世后不到四十年，金兵攻入京城开封，北宋灭亡。此词风格沉郁悲壮，颇有老杜遗风，与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一起，拓宽了宋词的境界，为之后的豪放派开路。苏轼读后颇有感触，叹息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意即迥异常人。我们今天看过去，觉得这首词在灿若星河的宋词佳作中并不突出，但苏轼只能看到他先辈们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柳永、张先、晏家父子那般的婉约柔情之作，王安石此词当然难能可贵。
另外，大宋朝在神宗年间外表还是一派欣欣向荣，只有神宗、王安石等寥寥数人头脑清醒，看到隐藏的巨大危机。除王安石此词外，我没印象还有哪位名家提出了“后庭遗曲”这种明确的亡国之忧。苏子瞻一颗拳拳之心忠君爱民，平时常常忧虑国事，见了王介甫此词，不能不感叹他的先见之明，故有引为知己之心。